可以说，在《周易》的发展史上，孔子之后对《周易》影响最大人便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王弼。他特色是以老子的思想来解《易》，自创了独特的易学体系。而王弼之后，对易学影响最大的人，则莫过于朱熹了。

可以说，朱熹是易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其易学特点是：“注重义理但又不废取象说”，可以说他是“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吸收象数学派的某些观点，以补其不足。”而能做到这点，足见朱熹在学术上，诚恳治学的态度和其不迷信权威的勇气。

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周易》就是个空套子，可以套路各种不同的内容。冯老先生这么说意思是不错的，但是或许容易让现代的人产生误解。以小君的理解就是，《周易》所说的是世间万事万物的底层逻辑，这就如同事物发展的主干，而我们在历史和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事物的表象便是由这些主干所发展出来的。因此，事物万变不离其宗，终究可以归于各种底层逻辑。

但问题就在于古人的文本大多太过简洁，解释的自由度太大，且不同人的成长经验不同，认知能力亦不同，对于《周易》中简易的符号和文本的解读自然也就五花八门了。因此朱熹也曾在《周易本义》的卷首中吐槽，说《周易》“颇为诸儒所乱。”因此朱熹研究易学的方向是直探《周易》的本义。

他曾对学生说：“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还曾说：“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就是朱熹向学生们传授自己研读《周易》的经验。那便是读《易》需先读正经，就是卦辞和爻辞，若是能理解了，再去与《易传》中的《象辞》相互印证，看看自己的理解是否理解一致。若是实在不能理解了，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易传》中的彖辞、象辞和系辞入手，去理解《周易》的经文。

对于朱熹来说，《周易》是文王之《易》，且他一直将周易视为占筮之书，而历史上不管是孔子还是王弼，亦或是程颐对《周易》的解读不过是先贤们借着《周易》的文本来发挥自己的思想罢了。因此朱熹虽盛赞程颐的《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他人着功夫补辍，亦安得如此自然。”但盛赞归盛赞，但朱熹依然觉得程颐的《易传》写的再好，那也只是程颐个人的思想，与《周易》原本的义理并不合。

对于朱熹来说，《周易》本就是一本占筮之书，因此要理解《周易》就要从占筮的角度去理解卦辞和爻辞的意义。若非要从中去推导出许多道理来，那就已经偏离了《周易》的本义了。因此，朱熹研究《周易》的方式就是追溯本经，相对来说对本经的解读更为简明扼要，也更接近原始文本的本义，可以说这是一种溯本追源的研究方式。将历史上一些对《周易》画蛇添足的解读，如互体、伏卦之类的说法统统剔除，这也为后世易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朱熹也并非否认孔子、王弼和程颐这些先贤对《周易》的解读，只不过他认为，先贤们对《周易》的隐身解读，与《周易》最原本义理还是有必要分开理解，这样在读《易》的过程中才不会被先人的解读和思想所影响和限制，而失了《易》之本意。

其实，对于小君来说，既然朱熹对《周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么所呈现的意思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其实与孔子、王弼、程颐这几位被他否认的先贤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虽说朱熹对周易的研究在历史上可谓是易学的一个巅峰，但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亦是可取可借，却不宜全盘接受。

毕竟《易经》是不受文字束缚的灵性的展示。所以周文王孔子演绎易经都是亲身经历了人世间大风大浪后无法自解而从易经得到各自角度，用文字表达了经历加理解解读易经来完善自己的体系。就好像佛家修行，八万四千法，各有各的合适的。所以《易经》本身是大道至简。文字的易经是一种可以参考的方式。所以我认为学习易经，应该是人生经历到一定阶段，根据自身情况，参考文字表达的易经，自修自悟合适自己的规律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