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小君就曾和大家讨论过关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区别，例如对大一统的不同态度，在神话传说和信仰上的区别，其实在哲学上，东西方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那便是在对待情感和理性的不同方式。

在西方，情感和理性是割裂的，为了追求理性，则需要否认情感，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情感一向是被视为非理智的，纯粹私人的。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在艺术和哲学上便开始纠结理智与情感的对立，而这种理智和情感的割裂也往往成为痛苦源头而造成了许多的悲剧。

然而东方的哲学文化则走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从先秦时代开始，我们的哲学所主张的便是情、理合一，情感与理智并重，而这个趋势在儒家的学说中尤其典型。

创立“情感儒学”体系的蒙培元教授是这样阐述儒家哲学对情感和理智的关系与西方西方哲学体系的区别的：“儒学是理性主义的，但儒学的理性是 ‘情理’即情感理性而非与情感相对立的认知理性……与西方哲学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哲学以及视情感为纯粹私人的、主观的、非理性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相比较，儒家重视情感的共同性、普遍性，因而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是儒家哲学的最大特点。”

李泽厚先生亦曾强调过儒学重视人的情感培养，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他说：“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强调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为社会根本，这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

其实，以小君的看法，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其目标的差异上，一者谋圣，一者谋智。西方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科学对人性知识上的终极认知，而儒学所追求的则是从人心着手，对道德修养，人生智慧的追求。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的儒者多有王道情结。正如冷成金所说的：“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人往往在危难之中总是能迸发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勇气。其实这便是西方将情感与理智割裂所造就的价值观与国人千年来受儒家情理融合价值观之间的区别。

西方人追求的是以理智来面对危机，冷静计算得与失，而在儒学熏陶下的人们所追求的则是一种以审美的态度来为理想献身的价值观。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西方所追求的知识化的理性所趋的多是一己之利而避自身之害，但经过儒学道德修养内化的人，所趋乃是民族之利，所避亦是家国之害。理性让人对利害有着清醒的认知，而情感则让人愿意牺牲一己之身，为了自己的亲友，为自己的同胞，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谋求更长远的利益。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性的，较之长远的情感的体现。

太史公曾经评说儒家法家之别曰：“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以礼乐制度提升道德修养是儒家最根本的治国治民的策略，反而法律条款不过是起到了个“马后炮”的作用。而这又何尝不是以情理结合育民，和情理割裂治人的区别呢。

儒家育化民众除了礼制规则外，其实相当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人情世故的影响上，只不过“人情世故”这个词汇在历史的演变中也逐渐被人曲解了。

那么人情世故的本来面目又是如何，儒家又是如何以人情来争取人心呢？篇幅所限，我们之后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