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于潮阳县兵败被捕。三年的囚徒生涯，文天祥坚持不跪拜，不受降。

这三年来，弟弟降了，写信劝降，文天祥回信称：“兄弟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女儿写信哭诉在大都为奴，苦不堪言，文天祥回诗曰：“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这三年来，元朝也曾想尽办法，屡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但都被文天祥一一拒绝。最终惜才的忽必烈亲自召见了文天祥，并问他：“你有何愿望？”文天祥坦然答道：“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忽必烈闻言成全了他。

其实，在劝降文天祥这件事上，蒙古人是相当有诚意的，因为一旦最硬气的宰相投降了，将成为元朝驯化汉人标杆和工具。而文天祥坚持不将，便留存了汉人的气节。只要气节犹在，便还有希望。

文天祥舍生取义，这是历史上义与利之争的一个典型案例。文天祥只需稍一松口，于他个人以及家庭来说便有着无限的利好。但他却放弃了一己之利而舍身坚守忠义，以此更进一步唤醒路民族意识，成为抵抗外侮的精神图腾。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南宋的覆灭使得无数士大夫或为一己之利，或降或隐，但文天祥却逆着潮流而上，自筹军饷，即便螳臂当车也要迎击蒙军，这何尝不是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最终以“不降”的姿态成为汉人抗击外族侵略的一面精神旗帜。而他的存在本身就宣告了蒙古统治的不义与汉族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正义性。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元朝虽然以武力征服了中原大地，却始终未能够征服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他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诗文在民间秘密流传，成为反抗者心中最强大的精神弹药，为后来风起云涌的红巾军起义乃至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提供了道义上的至高依据。

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纪，文天祥那“不降”的抗争精神，也成为了中华人民抗争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图腾和抗争武器。当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正是重塑国民精神的一剂良药。

邹容在《革命军》中高喊：“文天祥、史可法精神不死。”秋瑾就义亦曾慨叹：“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而其绝命词“秋风秋雨愁煞人”，更是暗合文天祥的悲壮气韵。

而《正气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更是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它被印成传单、编入教材、谱成歌曲，传唱于前线战壕与大后方，成为将士们面对强敌、视死如归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在殉国前，都曾以文天祥自励。他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不屈脊梁的具象化身，激励着人们在至暗时刻坚守民族气节，坚信“正义必胜”。

而这，何尝不是舍一人之私利，以其忠义为民族谋得万世之长久利益的典范。

在此刻，义与利完美融合。

其实，对于儒家来说。义与利并非绝对的对立。

儒家所反对的是为了私利而抛弃公义。

但若能以义取利，又何尝不是真君子呢。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在之后继续聊这个话题哦。